人情化的中国经济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就国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来看，中国仍然还是一个人情社会。所谓的人情，即是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感情，包括血缘、亲缘、地缘、学缘等形成的感情或情谊。中国社会中人情的构建“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上，显然，有交换关系或恩惠关系才有人情关系，没有交换关系就没有人情关系”。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里，人情在社会交换中起到基础性的媒介作用，而且人情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换物并在不断的交换过程中实现再生产。中国的经济转型正是在中国特殊的人情社会中展开的。在此，基于人情的交换和基于市场的交换发生着复杂的互动：我们一方面看到经济活动试图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导致人情道德的淡漠;另一方面大量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仍然“嵌入”在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中。所谓“脱嵌”当然只是一种便于学术思考的虚构而远非现实，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的建立无法回避人情社会，不仅如此，市场经济还将建基于人情社会之上，但同时又必须完成对人情社会的改造;人情社会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其情感性的因素可能逐渐弱化，而工具性的价值则更加强化，从而使得两者的“嵌入”更为紧密。由此，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着一个独特的“人情悖论”：经济转型既发生于人情社会之中，又不得不从人情社会中剥离出来;人情社会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又在这种植入性的推动中给进一步的转型造成了阻碍。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阶段是从社会主义初级市场经济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粗略来说，人情社会对于第一阶段的市场化转轨而言起到了某种润滑和推进作用;与此同时，人情社会的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在不断地侵蚀着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法治基础，从而使得第二阶段的转型无法顺利进行。温州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面旗帜，温州也是中国人情社会的一个典型。从温州的样本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我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人情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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