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放纵公共权力行使的异化

当大部分司机都不遵守红绿灯，而是谋求与交警个别谈判疏通的时候，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必然大大降低。同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大部分领域都需要人情作为媒介，那么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必然是很高的，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效率。

在公共权力体系内部责任约束机制不甚完善的情况下，这两种责任的冲突往往容易倒向后者的胜利，因为“不近人情”之人常常要遭到人情社会的排斥，从而对权力行使者造成巨大社会压力。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公共权力的腐败很少表现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更多地是诉诸人情，通过长期的“礼尚往来”来建立和巩固私交。

哪怕是在公共权力正常运用的时候，往往也需要通过人情关系进行润滑。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着大量公共权力。按照科层制的逻辑，公共权力的行使应该是照章办事、一视同仁的。然而具体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除了公职赋予的公共责任之外，还具有人情社会所规定的人情责任。前者要求“大公无私”，后者要求“亲亲相隐”。

回顾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情社会与经济转型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联系。“人情悖论”的破解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人情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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