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化促进企业的发展

温州能够率先迈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脚步，与温州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默认和保护分不开。在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除了组织层面所获得的激励之外，个体层面的激励其实更为直接和重要，而这种激励恰恰附着于人情社会的关系网络中间。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是由具体的官员组成的，他们是具有主体意识和独立利益的个体;相应的，企业也有企业家作为其人格化的代表。

不单是个人从人情社会网络中获得收益，人情社会网络也会随着个人事业的发展而强化和拓宽。正是借助这种人情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温州的“小商品”才能开拓出“大市场”。

从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温州人也许并不比国内其它地方的人群优异，为何温州人能够满世界做生意而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呢?费老的观察可谓鞭辟入里。而王春光的研究同样表明，温州人情社会下的关系网络是温州人在异乡生存、发展及融入的重要资本。对于那些遍布国内外的“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城”中的温州人而言，个人有限的资源既不足以单独开辟市场，也难以有效规避风险，而由亲属、乡邻和朋友组成的人情社会网络为他们进入新的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温州早期发展过程中，大量存在的“一家两制”现象，凸显出政企互动人格化与人情化的一面。有研究者指出，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等活生生的人情关系，温州地方政商之间织成了一张紧密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在这张网络的庇护之下，国家不止一次试图割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意图才被消解于无形，温州地方政府才能够在利益契合的情况下推动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

人情社会不仅有助于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也构成了温州人向区域外拓展市场空间范围的有效载体。费孝通先生曾以“小商品、大市场”来概括温州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相结合的地区经济形态，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家庭工业的发展，而在于民间自发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这一“流通网络的联系纽带大多利用亲威、朋友及其延伸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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